1997年制定、2010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以下简称《行政监察法》）在加强行政监督，促进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建设，保持政令畅通，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种方式可谓之程序性实施或者积极性实施，包含着权力行为不违宪的最低要求，也存在着背离立宪主义价值的危险，反映了宪法实施的初级水准。在民主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宪法的权力制约，权利保障精神逐渐得到认同和落实，宪法自身也不断完善和发展，宪法实施才能逐步进入良性循环。
绝大多数的权利请求是在民主体制内得到满足的，借助于违宪审查来保障人权仅仅是较少发生的民主制度失灵的一种例外荷兰学者曼德维尔的观点很有启发性：人若没有欲望的驱使，便决不会去拼力奋斗：当人们处在休眠状态时，任何东西都不能使他们奋起，其卓越与才能亦永远不能发现。根据笔者2015年8月5日在中国知网的搜索结果，这方面的期刊论文、博士论文、优秀硕士论文共3115篇。尽管这一制度并未将法律作为备案审查的对象，充其量仅仅是为了实现法制的统一而非确保宪法的最高权威，但还是被个别人士夸大其词地称为违宪审查制度。[1]实施宪法的重要性不仅无人敢于公开否认，反而总是得到周期性的极端肯定，但宪法与现实生活的疏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使学界对宪法实施状况的认识出现了分歧。
总之，只有在执政党的理性指引下，权利文化才能最终形成。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28]可以用于指称文化对于制度的重大影响。江苏省扬州市地处长江北岸，曾因运河而兴，亦因运河而衰。
[6]所以，从性质上看，备案管理并不属于行政许可，而更应该将其作为行政确认来看待。然而，在强大的政府与民意压力之下，我国高铁项目很少开展与征地公益性、必要性有关的听证。因此，湛江人对于‘钢铁梦的追求比任何人都要强烈、都要执着。这一规定，明确了土地征收审批行为的性质，也为土地征收审批决定纳入法院受案范围扫除了障碍。
为此，有必要废除分批次征地模式，并对按项目征地的权力配置做适当调整。[21]参见崔建远、陈进：《土地储备制度的现状与完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9页。
在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改之前，法院审理土地征收纠纷案件时，一般仅能对土地征收补偿方案发挥一定的作用。改革开放之后，地方政府需要更多的权力和资源来发展地方经济，对土地的渴求也越来越大。如果我们只局限于技术层面的土地征收程序设计与改革，而无视土地征收背后的各种因素，即便立法者建立起形式上符合正当程序要求的土地征收程序，这样的程序也不可能发挥实质性的作用。[27]这为人大审查用地预审意见创造了条件。
[2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土地征收中涉及到的利益应该包括征地公益、被征地人利益以及农地公益，只有征地公益大于被征收人利益和农地公益，征地才具有正当性，[15]而这需要按照正当的征地程序来衡量。所以，尽管建设项目需要经过中央或上级政府的审批或核准，但在很大程度上，中央（上级）政府与地方（下级）政府的利益是一致的。四、结语 土地征收程序改革关涉土地征收制度改革的成败，关涉社会稳定与和谐。
与此同时，政府投资与基础设施建设对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某些重大投资本身就是中央政府一手主导的。一旦决策失误，尤其是重大投资项目的失误，就有可能带来极大的政府财政风险，引发社会矛盾。
在实践中，除按项目征地外，大多数的征收都是地方政府依据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分批次报批。[16]参见郭亮：《土地征收中的利益主体及其权利配置》，《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4]只有在完成投资项目的审批流程之后，才有可能启动用地报批程序，即项目单位持项目批准文件、规划选址、用地预审意见和土地测绘机构出具的土地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等向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申请办理用地报批手续。同时，不管是采用正式的听证会形式，还是书面的意见审查形式，都可以使听取被征地人意见成为土地征收审批机关必须履行的一种法定义务，从而促使审批机关积极履行信息审查职责，有效衡量征地中的各种利益，并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地方政府的各种违规报批行为。所以国家基本垄断了土地一级市场，集体土地要成为建设用地，必须先经过政府征收。但是，从理论上讲，任何项目都是有风险的。[26] 事实上，中央已认识到某些建设项目实行地方自主决定的必要性，国务院于2013年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项目就包括原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行政审批项目。因为在这类征地模式中，农用地转建设用地很大程度上是项目建设的结果，对项目的依附性很强。
或许有人会担忧，废除分批次征地模式，将会影响地方政府征地效率从而影响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在现行土地征收前置程序、审批程序和实施程序中，行政权力的运行都呈现出高度的封闭性和单一性特征，既没有给社会公众太多的参与空间，也极力排斥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的介入。
在完成铁路沿线勘察和最为复杂的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14年9月30日批复连淮扬镇铁路可行性研究报告，为连淮扬镇铁路开工建设奠定基础。可以说，一旦项目批了，征地则势在必行，可谓是无项目，不征地。
[24]这种治理模式与有效的分权原理是相冲突的，地方性公共产品只要不存在规模经济效应，就应该由地方政府而非中央政府负责决策与提供。为此，有必要考察征地权的纵向配置，为进一步规范土地征收程序提供参考。
为此，需要中央政府施加必要的控制。土地征收审批是整个土地征收程序中最为核心的一个环节，直接决定征地申请的成功与否。然而，国务院这样的规定亦会导致另一后果，即地方政府为防止被扣减征地指标，可能会以低价出让土地，导致土地的非集约使用，也不利于发挥土地资源的应有效益。有必要从国家权力配置的层面来反思征地程序改革
归根结底，行政程序来自于法律的正当程序，它是法律正当程序在行政法治中的体现，而法律正当程序的实质便是：它保证了政府的权力不被用来反对个人，除非是依据法律并对个人的权利予以应有的保护。基于此，笔者认为合作治理中私法的调整同样会成为阻滞公共利益的一个基因。
因为合作治理也是政府行政系统的基本行政行为。而这同样会制约或者阻碍治理中公共利益的实现，或者说，它将成为阻碍公共利益实现的温床。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依法治国，就是要化解社会矛盾和解决社会纠纷，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这非常清晰地表明任何治理都不能够违背这种原则。公法与私法是两个范畴的法律体系，虽然有些国家不认可公法与私法的严格区分，但是，在我国学界所普遍认知的法律体系中，公法和私法有着明确的界限和各自的功能。
在我国，长期以来也将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定位为行政管理。深入开展多层次多形式法治创建活动，深化基层组织和部门、行业依法治理，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如果行政主体放弃了这样的监督，就有可能给合同当事方更多的实现自身利益的机会，以及更多的减损公共利益的机会。行政法治中的治理模式是一个发展变化着的事物，我国行政法治以管理论作为理论基础，该理论基础将行政系统放置在治理的核心地位，与其说行政系统是在进行社会治理，还不如说行政系统是在进行社会管理，其本质具有明显的权力扩张性：行政机关就是在具体的管理活动过程中，以立法机关的基本规则为参照完成社会秩序之设定的。
有些事业单位参与治理，就不能够将他们简单地归结为行政主体或者私方当事人。第二个方面的主要矛盾是个体与群体的矛盾。
……在实行民主政治的地方，如果少数人企图用武力攫取权力并煽动这种企图，那是可以合乎情理地加以禁止的，理由是守法的多数人有权利享受宁静的生活。正因为如此，人们常常将权力的不当行使与权力滥用相对应。
近年来，我国诸多学科都将利益格局的研究作为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而且形成了诸多利益的概念。[18]合作治理中既存在利益问题，也存在私人的介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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